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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草原的博客

一壶清茶悠然香, 点点感悟上心头

 
 
 

日志

 
 

2016年12月06日  

2016-12-06 09:13: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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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讲究的是愚公移山精神,这是一种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精神,是集体主义精神!而我们现在,却在试图快餐消费,自己只顾自己的感觉,愚公移山的速度虽然慢,但稳心;快餐消费虽然可以跟上步伐,但闹心。稳心与闹心,你愿意选择那一种?
三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的是非问题的探索 2009-10-23于凤天阁
今天我特意去请教了两位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老人,想更好的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但是他们说的话,让我很惊讶,我真的茫然了。感觉他们从横向看待一个人的成就,军事上打倒国民党,赶走日军,文学上的诗歌成就,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对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满的。他们认为完全处于个人私利,让我很茫然。对于这样的茫然过去也曾一样困惑。并对于教科书上的文革时期文化的一片荒漠,而认为不可思议。大跃进的浮夸风,也觉得只要是人,一个手指头都能想到违背常理。但为何我们不疑惑:这样的常理,怎会发生在聪明的毛泽东的身上?人说是,那我们觉得就是?若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地犯了人云亦云的错误?带着解开历史真实的迷雾心里,我开始在党史的海洋里冲浪,彻底弄清心中的茫然与迷惑!第一,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犯的错吗?第二,毛泽东真的是个人私利吗?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都认为大跃进是错的,因为大跃进搞浮夸风,可是是谁搞浮夸风,大家一致认为是毛泽东?在这里,清荷的问题来了:是不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是毛泽东,没有错。并且他的号召几乎没有任何人反对,并且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既然没有人反对,说明对了。怎么会错?要是错了,就不是毛泽东一人错,是所有人错,对不对?大跃进没有错,大跃进搞浮夸风错了,是毛泽东搞的吗?毛泽东相信亩产几万斤吗?清荷就是带着这个问题去查阅史料,想考证毛泽东浮夸的事实。结果却看到这些资料,我们从一个人最基本的思维去分析,就可以知道,我们作为80青年,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道听途说。下面是我查到的资料,这是可以借鉴的真实的历史资料!:
第一,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139页这样的说,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经登过一幅照片,就是5个小女娃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他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么产生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第二、当时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的《忆毛主席》95-103页说过: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收时,毛泽东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会闹得天下大乱。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心里是清楚的。我想,为什么他心里清楚,却对于负责大跃进的领导不去制止呢?不去制止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是一种错?这才是我要去思考的问题。后来我们从历史都知道,大跃进发生的年代是1958年,那么,我们再去看1958年毛泽东在做什么,他是不是一种私利的行为?
从历史可以知道,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起,毛泽东就有意退居二线,着重培养接班人。如果他是自私的,为何不自己世袭“王位”而有意退让?为何提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不得超过两任?再细想,我们今天来看,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在打下江山之后,他的亲人他的亲戚有沾了他的光的吗?再看看现在的高干子弟,谁不是子凭父贵?毛泽东在自然灾害的那三年,不也是每月26斤粮吗?而我们现在的某些人,不仅仅把自然灾害的帐算在毛泽东的身上,而且一个国家主席,吃了两餐肉,就那么不依不饶。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他为我们新中国的呕心沥血,却得到这样的挑剔,我们忍心这么苛刻于他么?而作为我们80青年人,难道眼睛也要被这些东西遮蔽吗?
回到正题,毛泽东在退居意思之后,也为他正式退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不再作为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大会也一致通过这项提议。随后,1958年4月18日—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说,大跃进期间,真正唱主角的,是谁?是毛泽东吗?那些说毛泽东不知一亩多少斤粮食的人,应该记得《1956年—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吧。这个《纲要》是毛泽东经过两年实践,多次修改提交的。并且在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1960年递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纲要》要求从1956年起12年内,粮食亩产量黄河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800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40斤、60斤、80斤和100斤,等等,在未来12年内各方面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纲要正是大跃进初始期间毛泽东制订的,毛泽东通过了几年的细心努力,两次中央会议讨论适才形成,可谓是慎重之慎重。那么在5月通过的《纲要》,8月刘少奇就弄出了黄河以北的徐水县,要求亩产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为什么我们后人不对刘少奇和负责把宣传口的责任人问为什么?却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我们今天的人们,也跟着起哄?
吴冷西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他在写《忆毛主席》的时候,是最好的发言人,毛泽东一再交代他一定要严格把关,搞浮夸风不好,但是吴冷西自己也只听了很短的毛的话,最后也随之大流了,执行毛泽东的政策的人,可能当时已经不再把毛泽东的话放在心里了。最后弄出了问题,又开始要毛泽东来处理,来担当了。于是便有了后面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什么的。我们不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是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凡事客观分析,对于长辈的话,我们需要聆听,但是判断能力在于我们自己。只有自己先有一颗清醒的头脑,才可以不盲目随从。就如同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说到:“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种清醒的头脑,以利于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后毛泽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大力纠正“左”倾错误就可能予以澄清。毛泽东建议的两本书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而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去停下来琢磨一下老毛的忧思: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这个很多人,是谁?还有,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XXX从来不找我,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8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管他们说了算,弄得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清荷只是一家之言,大家也只是可以听听而已。但我认为,无论别人怎么诋毁毛泽东,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要有自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要看到毛泽东他的胸怀以及处处从大局出发的苦心,为了党的团结,为了在摸索中前进,为了稳定全国形势,他一个老人,是如何去做的?清荷认为,一味地去责怪别人的人,是不会把世界看得美好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就怎么看你”,清荷一直记住这句话,也希望与读者朋友们共勉,我希望我们心里装着的是花园,而不是垃圾。
四:关于对“文革”的深层次思索 2009-11-1晚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文革的。现代人听文革,像听故事;诉说人讲文革,把故事渲染得出神入化。无论是亲历者还是道听途说者的诉说,好像讲得越离奇就越不离谱,真是说不尽的文革,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些“文革”回忆录的作者,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将责任往死去的人身上一推了事。当这些故事被输入到我们这群80后青年的耳中,主题基本就是一个: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清荷不听故事,看史料。清荷认为,历史可不是马戏团,也不能当快餐消费,更不能作茶余饭后的点心。分析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依据史实,并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分清。近来看了许多关于1966-1976年之间的材料,右的左的,上的下的都有,加上与亲历过文革时期的父辈们交流,有了一些自己的思索,与各位网友探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满足自己专制独裁者的私欲,还是忧思当时的一群“社会承担者”?还是为了什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那10年弄得胡烟瘴气,面目全非,人心惶惶,这是人们对文革的印象。我们似乎也接受了这个观念,认同那是一个无知野蛮的年代,群魔乱舞的10年。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说文革暗无天日与民不聊生,完全是毛泽东权力欲望与独裁者的私欲膨胀的象征。甚至一些研究者们特意渲染了很多党内权力斗争的细节过程,将毛泽东描述成为一个权力欲望极大,整人不择手段的阴谋家。那么我们来分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中国共产党执政短短17年,即使是文革结束,也就27年。27年时间竟有10年处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为什么人民就不起来推翻这个独裁者的统治呢?如果共产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造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10年啊,10年的时间真的是水深火热,将足够把国民唤醒吧?可为什么人民非但没醒,反而认定毛泽东的领导?说毛泽东罪莫大焉,完全是一副独裁者专制的姿态,那么为什么他在人民群众中仍有那么高的威望?还有这么多人去为他辩护?甚至还有反对他的人也一度不得不打着他的旗号去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呢?有人说当时毛泽东在人民的心中已经完全神化了,已经是一种疯狂的个人崇拜。既然毛泽东已经是一个神了,他还担心他的权力会不稳定吗?他还会担心有人威胁他的位置吗?他还需要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一场“权力斗争”吗?凭清荷思考,当时候不可能有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毛泽东想打倒一个人根本不困难,也根本不需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结合这些情况,毛泽东的权力私欲的念头,要去治一些人的说话,成立吗?既然不成立,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什么?清荷认为,最初,毛泽东是忧思于“社会承担者”的现状,将江山交给这群人来打理的放心度的问题。
“社会承担者”指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公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毛泽东发现有些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开始特权享受,放松自己,膨胀了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警惕性。比如腐败问题。从史料可知,腐败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多见的。但在当时已经露出了许多苗头。这些苗头有可能将他奋斗了一生才建立的人民主权社会主义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他所绝不能接受的。当时党和政府中就已经有人开始有了特权享受和物质享受的事情,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毛泽东对此事极为关注,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处理,下决心对持权抢劫的腐化官员坚决予以严惩。对于毛泽东来说,腐化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是严重违背了人民的利益的,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这是古人讲的,而毛泽东是想把所谓的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有着严重私欲的统治者,如果是的话,他完全可以轻松地利用自己统治者的特权,做对己有利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毛泽东做了什么事情。而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国内请求毛泽东将儿子的遗体运回国,但是毛泽东怀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同意。而是将毛岸英与其他烈日一起安葬于异国他乡。这是需要多大的胸怀与气度!这次温家宝总理在朝鲜赴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毛岸英等烈士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见到温家宝总理眼含热泪,对着毛岸英的墓碑三鞠躬。这三鞠躬里,包含着多少语言,多少寓意?一位开国元首的儿子,这个时候并没有享受到父亲的任何特权,依然尸骨埋葬他乡。我们再回过头去想想,当初毛岸英与刘松林结婚,毛泽东参加了婚礼,只送了一件穿过的大衣,并对儿媳说:“白天岸英穿,晚间你盖,都有份。”谁读到这里,不会像温家宝那样,眼含泪水?从这一点看,毛泽东有特权思想吗?他心里装的是个人吗?
毛泽东正是从自己的个人做起,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决不允许干部与人民对立起来。毛泽东已经发现拥有资格的‘社会承担者’许多官僚的一面。毛泽东担心的是,官僚机构有可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96页上说道:“毛泽东已经发现,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人员构成上还是在组织机构上,至少都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可能是指具有美德并拥有资格的‘社会承担者’。在毛泽东观念中,这种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目标远大和嫉恶如仇等等的品德的集合”。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在中国按照毕生的理想建造一个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主权的国家,这个理想容不得别人半点污染。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立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
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国民素质是令人堪忧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中庸习性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数量很幼稚,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农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鲁迅笔下的那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党如果变质,那一定会是先在思想变质,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等各种严重局面。所以他一直从党的生存理论进行思考,小心翼翼地导引着这个政治集体。他以历史为镜,一次次开展各种思想上的肃清运动,彻底地将人人不愿出头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中说:“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有代表说:“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犯错误。”毛主席说:“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大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达到这一程度了没有?我们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人民勤务员、公仆们达到了这一程度了没有?毛泽东提倡向雷锋、门合学习,把陈永贵、吴桂贤等工人、农民请入中央委员会就是要改造中国人那种“非常顽固和保守”的坏习惯,造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者的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精神,文化大革命就包含有这一内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人民万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动这次革命的意图,从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上做了的批注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增强他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紧迫感。同时,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占领了优势。他在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上层的权力斗争向底层群众的折射,上层的斗争思路和方向是很明白的,向外传出的信息是很清晰明确的,但是这种斗争在反映到下层运动时,被极大地扭曲了,不再是一个高层派对应一个群众派别,而是被某些阶层和利益集团有意地搅成了浑水。所以毛泽东最初的意图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在运动最初五十多天里,主动权掌握在走资派手里,他们利用既得权力,打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派性干仗,武斗死人的现象主要仅发生在 1967--1968年的几个月中。其实,现在我们不少人都知道,制造武斗的人中不少人就是故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煽动派性是他们的阴谋手段,这一现象很快就被党中央制止了,文革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十年内乱。毛泽东只是低估了对手的能力,历史证明,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也是最难控制的,原因在于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都象毛泽东本人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分辩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确地误导。
可以说,毛泽东的文革并未达到他的目的。相反,由于他对敌人的轻视,太多幕后指挥的方式,而少有正面鲜明斗争,使他与他所依靠的群众有了信息传递上的不畅,从而使对手有了周旋的空间,这也和他本人年老力衰有关。但是他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忧心,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妄加结论诋毁毛泽东。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不停顿的革命者》一书中说:“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纪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当今社会上除了许多噪糟杂音外,毛泽东将会了了“夙愿”嘛!”
我们今日提倡的和谐社会,提倡科学发展观,都是在结合我国国情之下提出的,任何指导思想的提出,是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战略举措。不论执行过程中出现什么新的问题以及挫折,我们都不能怀疑其本意的正确性?文化大革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甚至被夸大的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虽然在文革10年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并没有像传说的那么恐怖(事实上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的,历史也有明确地记载)如果我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杀?经济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请问,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海子、顾城、徐迟、三毛等等,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哪天的新闻里没有人自杀?在我们现在提倡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现象,文化产业化,文人市场化,工人下岗,医疗昂贵,还有我们这群80年代的人一个个背负着沉重的“房奴”的担子奔波在生存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将这一切的责任,要推在改革开放上面?
震撼! 一个80后眼中的毛泽东竟然是这样的!
这是一位扮演过很多角色的人物——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诗人、书法家。历史上不凡有众多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诗人、书法家,但能将如此众多的角色集于一身,大概也是凤毛麟角的。在这么多的角色面前,他却谦虚地说:“其实我只是个教员。”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
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鼓动家和组织者。在天地混沌之际,他能够看清楚事态发展的走向。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他喊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不顾以城市中心的俄国革命之“神圣经验”,依然将秋收起义的残部开往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要知道,在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那个时代,抛弃大城市而把工作中心转向农村,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之举。当林彪质疑他井冈山的红旗能打多久时,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以回答。抗战胶着时,国内舆论一片混杂,主战者悲愤高呼,往往只会以血荐国,怯战者懦懦言行,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他以一部并不太厚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出路。当老蒋气势汹汹地放言三个月内剿灭共产党之时,他用蔑视的口吻回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尽管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具体事务管理者,但他绝对是天才的制度设计人。当他发现自己的队伍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的时候,他不会用“之乎者也”的语言讲什么大道理,他聪明地发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说起,还将它们编成一首歌——曲调也是从流传已久的曾国藩的操练歌中改编过来的。他还是一个制造“典型”的高手,一个张思德,一个白求恩,一个雷锋,一个王进喜,就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在那个叫三湾的小山村,他把不足一千人的部队加以整编,把党支部建在了连上,形成有效的组织动员体系。他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形成了独创的军事民主机制,在三湾改编30多年后,他依旧怀念自己所开创的这种草根民主机制并试图将之运用于社会生活中。
他没有上过大学,最高学历也只是上过中专师范,但这不影响到他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首《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他是格言的发明人,这是一种无从学习到的天赋,他的思想具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样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农村包围城市”,“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不构成所谓深奥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像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一样,轻灵,一击能胜,光芒万丈。
他是一个敢字当头、天生不惮于冒险的人,危险越大,他的斗志将越是高昂。他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他会让同志们反复诵读《愚公移山》,以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他不畏惧强者,当共和国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举的时候,他也敢于派兵渡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硬碰硬打大仗。在1958年美国企图制造台海分裂时,他下令炮打金门,与对岸同为民族主义者的蒋委员长合演了一出戏,打破了美国的阴谋。他言辞拒绝赫鲁晓夫的威吓,誓言“原子弹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越战时期,中国政府一句“不得越过17线”的声明,让美国五角大楼的高官们神经紧绷自始自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霸气,中国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却决不会沦于空想。与那些只会与经典亦步亦趋的书呆子们不同,他善于利用经典,而不是被经典利用,因为他不是一个计较于物质得失的人。老蒋要进攻延安,他丢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这位“西北王”空喜一场。他告诉那些认为不应当放弃延安的战士们:“放弃一个延安,我们将得到整个中国。”果然不出所料,3年之后,毛泽东率领他的同志们胜利开进北京城,建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但他从不为反对而反对,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民大众的福祉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和国即将建立之时,他就告诫他的同志们:“夺权全国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把进北京城戏称为“进京赶考”,他思索着,怎样才能不当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赶出京城的李自成第二,怎样才能防止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重演。果然,建国没多久,两个贪污了20多万的干部被揭发了出来,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在革命年代功勋卓著的干部,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们没有屈服,在那些糖衣炮弹面前却被击垮了。“只有枪毙他们,才能挽救更多的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有人高唱凯歌,沉醉于这一决定性的胜利,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毛泽东却没有这么想,他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所有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处分权相分离的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必然导致一个与人民利益相冲突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当别人把官僚主义仅仅作为作风问题时,他却认识到,这是涉及到政权性质的严重政治问题。他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批判苏联的“马钢经验”,树立起来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崔之元先生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就与“鞍钢宪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知道,革命政权的巩固有赖于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普遍参与,一旦这种参与被排除,处在国家管理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就会失去制约,甚至为所欲为,权力就会异化,政权就会变质。
他是个永远的青年。他告诫今天所有正在学习的年轻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因为没有身体这个本钱,一切事业都只能免谈。他为他的后辈们鼓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之外唯一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传遍了亚非拉各地争取人民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战场。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时,表情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学生;莫桑比克人虔诚地把首都马普托的一条大街命名为“毛泽东大街”;不久前有不少来自非洲的年轻政治家更是把对湖南的参访称为“朝圣之旅”。在四十年前的那个红色五月,巴黎学生“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的口号让欧美政客们第一次感受到这位来自东方的思想家的猛烈冲击。时至今日,尼泊尔的共产党人沿着他曾经走过的道路,从一支只有两条破枪的队伍,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左翼力量的旗帜性人物查韦斯更是在北京毫不讳言地告诉前来迎接他的人们:“我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他命中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超级巨星的优势在于:他能成为事业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个人的魅力为事业涂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势也很明显:事业形象维系于一人,俱荣俱毁,风险极大。晚年,他苦于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一句“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道出了心中的无限忧思。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毛泽东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由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纷争和不同利益立足点,关于他的争议远远不会平息,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原主席勃兰特评价毛泽东时所言:“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一个80后女生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潮 水
首先申明,本文讲到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只要局限于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认识。
作为没有特殊经历,没有社会阅历的学生,多年以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学校里,书本上老师教的东西,那就是觉得毛主席很伟大,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也很遗憾,因为毛主席在晚年不可避免的犯了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也让幼小的我认为,毛主席毕竟不是完人,他也会犯错误,而且犯的是普通人基本都能理解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排除异己,保住地位等等。现在看来,我和大部分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也就是以小人之心,妒君子之腹。不知是谁说的,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视为谬误。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独立于利益和价值判断之外的“社会事实”。因此所谓的“历史记录”很可能远非历史本身。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看法的转变呢?这和一个连续剧,一系列书和讲座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连续剧就是《恰同学少年》,给我极大的感性认识和震撼。从来都只把毛主席当个睿智的老人来看的我绝想不到毛泽东年轻时已是那么意气风发,崭露头角。他的博学广识而善于思考的优良品性,他的看书时字典地图不离手的认真而严谨的态度都使我佩服不已。要知道我们同学一般去图书馆都是空手去空手回的,看得除了娱乐八卦,科幻世界还有些什么呢?毛泽东利用假期去游学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他带领组织工人夜学提高工人素质,他大胆的嘤鸣求友,他带头组织读书会促进同学共同提高,他做的这一切都是那么有板有眼,足以让我自惭形秽,悔过不已。回想自己在大学4年都干了些什么?我的同学和老师又都在关注什么?毛泽东还提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修身之道,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有幸读到一本书《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的一位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写的,读这本书,你能感觉这位教授对中国是友善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和公正。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对毛主席耿耿于怀是因为长久以来,文革被说成一场万劫不复地大灾难。很多人都不理解毛主席,都被官方的评价主导着,都对毛主席犯的“错误”念念不忘。但按照莫里斯的说法,是毛泽东的意图与他遇到的环境之间的冲突,成为文革这场悲剧的核心。他还认为,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它们固有地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文化大革命所鼓吹地那一幕。因为唯一地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地方法。”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却使我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及文革的意义有了重新的思考。
诚然,对事务的认识多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当我听了新左派的张宏良,韩德强,老田等老师的一系列讲座,看了手头能找到的更多的一系列的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投资赌博新经济》,《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等等),猛然发现资本主义正在带领人类走的一条不归路,资本主义以及万恶的私有制是要将人类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当我认识到曾经的中国在人类历史和世界史上独特的地位,昨日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那不屈的傲骨和取得的辉煌,以及今日中国逐渐弯下来的脊梁和再次被奴役的危险命运,王小强老师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而我那时那刻的心情只能是心焦,心痛难以自持!当我看了曹锦清老师的《黄河边的中国》,韩丁的《翻身》,《深翻》以及《毛泽东选集》,隐约看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个中深意,认识到这种正义的事业的艰巨性,也就更佩服毛主席了。因为你越深入的了解,越会发现,毛主席的立场始终非常鲜明,就是他始终高举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始终不偏不倚的带领我们年轻的新中国和年轻的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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